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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疫后内循环凸显健康经济重要性

时间 : 2020-09-23 14:51

来源 : 中诚信 作者 : 毛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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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9月19日,由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医药卫生管理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和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健康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教授出席主论坛并发表了题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内循环与健康经济发展”的主题演讲。下文系根据毛振华教授论坛发言整理。

 

       我还沉浸在刚刚陈东升理事长的演讲中,他提出长寿时代的泰康方案是新的商业模式,不仅使泰康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大健康公司,也将改变人们的生活,这是健康产业发展中长期愿景。陈东升理事长是我们学院理事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学院的教授,是董院健康经济学博士生导师,我们很希望在他的指导下,董院健康经济学研究能取得更多的成就。与陈东升教授着眼于中长期视角不同,我今天的发言更为偏向于短期视角。
      一、疫情应对走出“中国模式”,或再迎错峰发展机遇

      这个时期讨论和研究健康经济学,武汉疫情是无法避免的话题。武汉疫情防控的最大经验就是“应收尽收、应检尽检”。类似的提法是我最早提出的,我当时的提法总结起来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全检、愿检就检”。分阶段来看,武汉在封城时期最重要的经验是“应收尽收”,在经历惨痛的教训后进一步采取了“应隔尽隔”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方舱医院”。这个方案也是我们历史上多次应对传染病形成的解决方案,比如应对1988年上海“甲流”的爆发。不过由于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原因,当前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实施了“应收尽收、应检尽检”。从成效上来说,虽然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但是中国很快地控制住了疫情。经济的成本与生命的成本,是我们健康经济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虽然在客观上来说需要控制疫情中的经济成本,但是如果能保证人们的健康,成本问题不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因为生命的成本是不能用经济成本衡量的。

     全民检测是武汉率先探索的,给后续应对疫情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比如北京、大连和乌鲁木齐爆发疫情的时候政府迅速采取了全面检测,同时没有像武汉疫情那样采取全面封城的措施,而是采取“软封城”的措施。我们董院处于武汉防控前线,董院有些老师既是企业家又是教授,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除了参与疫情的防控、救灾物资的筹集以外,还作为一个处于疫情中心的智库参与了对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的工作。这个期间董院向国家相关部委提交多份研究报告,其中关于“应检尽检”的报告、提高医疗资源配置以及降低病死率的报告得到认可,成为重要的国家政策。董院的学者在此期间还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特别是在国内一流期刊《管理世界》上发表了三篇万字以上关于疫情防控和健康经济学的论文,对健康经济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这是我们董院在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们还在泰康基金的支持下,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举办了武汉疫情的研讨会,中美都有重要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在疫情防控的一线方面,陈东升教授代表他领导的楚商联合会和泰康保险集团,是防疫重要的力量,最近刚受到国家的表彰。这不仅是陈教授和泰康的伟大荣誉,也是我们董院的荣誉。

      二、后疫情时代多重挑战并存,经济运转侧重国内循环

      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中国率先实现复产复商复市,而海外疫情仍在全面扩散中,中国有可能再次迎来错峰发展的机遇。当前多个权威机构预测世界的经济在2020年处于衰退之中,但中国是唯一会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们的团队预测中国经济在2020年中性环境下大概在3%左右的增长,不过我个人偏悲观一点,预测大概在1%-2%左右。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大幅下行,中国经济在最悲观的预测下仍能保持正增长,占全球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短期内由于疫情迅速得到控制,我们的经济快速修复,但经济运行仍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在疫情冲击下全球贸易或将大幅下滑。由于疫情的影响,各国在对外政策中都采取了一种“扯吊桥”的方式,各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自己与其他经济体的联系,所以疫情对全球贸易往来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全球贸易的下滑一方面是疫情冲击下各国为了自保,主动采取了防御措施;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疫情冲击下一些非刚需的需求,特别是奢侈品和部分浪费型需求回落显著,带动需求整体下滑。疫情的影响不仅影响了全球贸易,同时对全球人员交流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以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参与者,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其次,中美关系在疫情冲击叠加美国大选背景下或将进一步恶化。我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时就提出中美关系或将遵循“三部曲”:贸易战——孤立和隔离——冷战,当时虽然觉得有些悲观,但中美关系的演变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当前已经处于第二个阶段。中美关系还将要面临特别困难的局面,这一点已经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当前疫情的冲击下,叠加美国大选,中美关系更是被美国政客当成了一张竞选牌。本来疫情也有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缓和,疫情对美国的冲击持续扩大,而中国迅速走出疫情,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在疫苗研发方面取得了领先的进展,美国存在同中国进一步合作的需求,但美国政客把这个机会破坏了。
       最后,应对疫情的应急性政策导致我国债务风险再度加剧。2008年以来,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中国债务风险持续累积,于是在2016年,我国政府首次采取了以防风险为主的双底线政策,债务风险有所缓释,但是2018年中开始的中美贸易冲突,宏观政策再度转向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新冠疫情的爆发使我们的政策更加侧重于稳增长,特别是危机下出台了多项应急性的政策,导致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大。
      在当前经济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加大经济内循环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韧性、缓释经济风险、促进经济转型。因此,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紧迫性上升。

      三、新形势下健康经济的重要性凸显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规模流行病爆发后,全球的经济结构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对健康经济的研究要凸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在人类预期寿命只有30岁的时期,经济增长的核心是人口数量问题。在当时流行病、传染病盛行导致人口高死亡率的情况下,马尔萨斯提出了关于人口问题的理论。一战期间爆发了一次大的疫情,当时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同样是改变人类社会健康和格局的重要时间点,对当时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战以后,随着卫生知识的逐步普及,流行病对人类影响不断降低,虽然中间出现了几次大流行传染病的爆发,但都未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造成阻碍。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远超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流行病学和人口的预期寿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新冠疫情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传染病和健康危机的影响持续存在而且可能超乎我们的预期,改变了我们对此前传染病对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此前我们认为传染病的影响越来越小了,现在来看未必如此。

      中国曾经经历、正在经历,且未来还有可能经历“不健康”对于宏观经济的拖累:非典、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印证了这个猜测,所以未来卫生健康领域是内需体系的短板。尽管中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但我们仍需充分吸取疫情防控各个阶段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不足、医疗公共卫生体制以及应对机制的问题。同时,疫情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偏好提升,对于个体健康更加关注。特别是疫情封闭期间大家待在小小的房间里面观察生活和回顾人生、展望未来的时候,对于健康的认识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健康经济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百度搜索指数中显示疫情以来人们对健康产业的搜索超过了房地产,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个期间同行业学者发表很多的文章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包括我们的论坛。
      在健康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之下,我国卫生支出比重相对较低,所以未来卫生健康潜力非常大。投资在我国的经济比重虽然较大,但是其中健康卫生领域的投资和相关支出相对不够,我们甚至还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社会的健康支出对GDP拉动效率很高,据我们此前的研究成果测算,健康支出对GDP拉动效率是固定资产投资的3—4倍。由于中国的基建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边际投资效率很低,并且基建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在健康经济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也更明显,加大健康领域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是在疫后经济修复的特殊时期,更应该积极推动健康经济、健康产业的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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